“兄弟之爱永远胜过兄弟阋墙”——教宗方济各的伊拉克牧灵之旅
发布日期:2021-08-02   |    作者:公教文明

  • 经由 习安东 (ANTONIO SPADARO SJ) 
  • 2021年8月2日

教宗方济各及其随行人员和记者于3月5日清晨7时30分从罗马起飞,他们搭乘的意大利航空公司航班于当地时间下午2时在巴格达(Baghdad)安然降落。

出发前夕,教宗曾在3月3日的周三公开接见时表示:“长久以来,我一直渴望与那些饱受煎熬的人民相会;与那个在亚巴郎的故乡同行,在信徒之间的友爱中一起向前迈出新的脚步”。教宗随后总结道:“ 与此同时,伊拉克人民也一直在期待着我们的到来”,我们“不能再次让他们感到失望”。

教宗方济各此话言出有因。实际上,以其第33次牧灵之旅,他终于兑现了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早年的愿望。2000年,教宗沃伊蒂瓦曾在千禧年的朝圣旅程中首先访问了西奈,并在次月前往了圣地的尼波山和耶路撒冷。教宗的本意是在以上两个朝圣旅程中,能够同时对伊拉克的加色丁的乌尔进行访问。这个计划虽然在1999年12月业已就绪,但最终未能成行,其原因之一是来自于比尔∙克林顿领导下的美国政府的劝阻,他们的顾虑是萨达姆∙侯赛因的权势会因教宗的访问而增强;后来,萨达姆本人也对教宗的此行表示了反对。

此后,西方对教宗沃伊蒂瓦的强烈反对置若罔闻,坚持第二次出兵征讨伊拉克。2003年,在闪电式军事行动下,萨达姆政府被彻底推翻,伊拉克从此陷入原教旨主义组织以及“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日益加剧的暴力漩涡中,教宗的访问也愈加无从谈起。

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和当今伊拉克的紧张局势

在方济各的行程中,各种因素交织层叠,我们只有在认识伊拉克现状及其在人类史和宗教史上的重要地位的基础上,才能理解其中的错综复杂[1]。这片曾是圣经中的伊甸乐园的理想之地,如今却满目疮痍,沦入连绵不断的冲突之中。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教宗方济各渴望亲自前去以自己的临在做出见证,并帮助治愈战争的创伤。两河流域本是一片福地,它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地大物博、石油矿藏丰富,但屡遭劫难,战火绵绵,引起了本刊长期以来的关注。

美索不达米亚是伟大的古代文明的摇篮,是苏美尔人、巴比伦人和亚述人居住的地方,也是史存首部成文法律《汉谟拉比法典》的发源地。这里是亚巴郎的信仰的诞生地,是先知厄则克耳、约纳、纳鸿宣讲的地方,也是传说中他们的墓地所在处。同样,使徒多默在此开展福传,东方教会也在这里蓬勃发展,沿着波斯湾不断延伸到印度、阿富汗和古代中国。这个地区还经历了伊斯兰教的初期扩张以及逊尼派与什叶派两大教派的内部分裂[2]。这里是许多伟大的神学著作、圣人、经典和异端的发源地。作为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伊拉克在奥斯曼帝国灭亡后,根据1920年国际联盟制定的《塞夫勒条约》被委托给英国政府管理[3],并于1932年成为一个独立的君主立宪制国家,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共和国宣布成立。

近年来,这片土地上烽火连绵,1991年和2003年的两次海湾战争留下的血腥痕迹更是举目可见,成为当地人民不堪其重的负担。2004年,伊拉克在由临时管理委员会治理了一年多之后,重新获取权力移交,恢复了国家的主权独立;2005年10月15日,经全民公决通过的新宪法确立了伊拉克为联邦议会制国家,各地方政府分别获得相当大的自主权。《宪法》规定,“国家应保证对个人的保护,使其免受思想、政治和宗教的胁迫”,“人人享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力”(第37/2条和第42条)。

2014年,伊拉克步履艰难的重建进程因所谓“伊斯兰国”的崛起而半途而废,这种情况持续不断,直到2017年12月9日,时任总理海达尔∙阿巴迪才正式宣布对该组织的彻底击败。

最近,伊拉克的政治稳定局面重新受到威胁,“伊斯兰国”民兵武装组织显露出卷土重来的迹象,对平民发起的袭击事件时有发生,例如,2021年1月21日在巴格达的一个市场发生的袭击事件造成了35人死亡和100人受伤。另外,土耳其和伊朗等外国势力也不断采取干预行动。在最近几个月中,土耳其连续几次越境打击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另外,随着德黑兰与美国的关系恶化,特别是2020年1月3日伊朗的国防部长卡西姆∙苏莱曼尼在巴格达国际机场被杀后,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民兵的军事活动也更加频繁[4]

此外,应当引起注意的还有伊拉克的经济窘迫和青年人前景渺茫的社会现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计,伊拉克的经济今年将萎缩11%,贫困率将达到近40%。

伊拉克的基督徒现状和逃亡

当地基督徒的生活也受到各种冲突的严重冲击,经过世世代代的适应而幸存下来的伊拉克基督徒团体历尽了争取共存的艰难。在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极权压迫、歧视和迫害下,他们的人数不断锐减。

众所周知,基督宗教自诞生之初便出现于美索不达米亚,这在《宗徒大事录》中也有所记录。根据教会传统,公元一世纪,使徒圣多默及其弟子们的宣讲使基督宗教在这里得到传播,并向东亚地区继续蔓延。今天,当地基督宗教团体分为加色丁礼、叙利亚礼、亚美尼亚礼、拉丁礼、梅尔基蒂礼、东正教和新教团体。

在第二次海湾战争前夕,伊拉克的基督徒人数约有100万至140万,占全国人口的6%。此后,这个数字急剧下滑至1.5%左右,根据最新的统计,伊拉克目前的基督徒人数仅有30万到40万人。一直以来,尼尼微平原都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基督宗教的摇篮,伊斯兰国占领这个地区后,基督宗教在这里几乎被完全消除。10万多名基督徒与雅兹迪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惨遭迫害,被迫离乡背井,许多家庭被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避难所收容。60多座教堂被破坏或被摧毁。

在国际天主教界的巨大努力和声援下,被伊斯兰暴力逐出尼尼微平原的家庭开始返回,重归故里的人数已超过45%。然而,尚存的困难和恐惧仍然使很多人望而却步。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当地民兵组织的暴力活动和伊斯兰国死灰复燃的可能性。

重建家园显然要以信任为基础,这意味着既要避免形成封闭式“基督宗教界区”,又要排除种族宗派主义[5]:“在重新从信仰中获得力量的同时,基督徒不应以弱势团体自居,急于求成地补救历史造成的损失,而必须谨记共建家园的义务,避免在公民身份上附加任何特殊标签,以《人权宪章》、共同利益和现代化合理组织为出发点”[6]

迈向新的公民身份:教宗对伊拉克当局的讲话

在巴格达机场受到伊拉克总理的迎接之后,教宗方济各前往总统府参加了共和国总统萨利赫的正式欢迎仪式。在私下交谈和互换礼物后,教宗又紧接着会见了民政当局、宗教团体、外交使团、商界人士以及社会和文化代表,总计人数150余名。

在欢迎式致辞中,总统对教宗方济各本次访问的“历史、宗教和人文各方面的意义”表示赞扬,并继续阐明:”教宗陛下是伊拉克人民伟大而亲爱的客人,我们对您的到来感到自豪。虽然由于大流行病在全球引起的非常情况以及我国战后面临的现有困难,有些人建议将此次访问计划推迟,但实际上,教宗的这次访问克服了重重阻碍,在伊拉克人民的心目中价值倍增”。

在总统的问候辞之后,教宗发表了讲话,他在发言中表示,伊拉克是“文明的摇篮,圣祖亚巴郎和众多先知使其与救恩史以及犹太教、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伟大传统紧密相连”。这番话是2019年2月4日在阿布扎比签署的《促进世界和平与共同生活的人类兄弟情谊文件》[7]的开场白,是对所有人能够”像兄弟姊妹一样携手前行”的良好祝愿,因为“究根结底,各个宗教都在其训导中提倡和平的价值”以及“互相了解、人类的兄弟情谊和共存”。教宗方济各传递的信息以团结一致为核心,他认为,“宗教、文化和民族的多样性是伊拉克社会的千年特色”,是一个“富饶的宝库”,教宗祝愿伊拉克能够以“有益的多元主义”来“克服多方鼎立的对峙局面”。

这篇讲话点明了两条促进伊拉克社会稳健发展的道路。首先,公民身份是一个重要的内在因素。方济各表示:“应向所有希望共建国家的公民提供坦诚和具有建设性的对话空间,将和解及共同利益置于个人和部分利益之上。近年来,伊拉克为奠定民主社会的基础作出了努力。在这个意义上,不容忽视的因素是确保所有政治、社会和宗教团体的参与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任何人都不应被视为二等公民”。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的作用是影响伊拉克发展的外因,是“促进这片土地以及整个中东和平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伊拉克面临的挑战“要求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在避免政治和意识形态利益的条件下,解决威胁地方性稳定的经济不平等和造成地区紧张局势的因素[…]”。从这个角度出发,伊拉克需要致力于国家的重建和对国内难民及流亡者的救援。显然,我们的观点与殖民主义任意摆布中东局面的观点截然不同。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帮助伊拉克顺利实现国家的自主和人民的自决,而不是实现任何形式的“文明化使命”。

伊拉克的教堂,编织同一张挂毯的彩线

教宗于下午4点15分左右离开总统府,前往救赎之母主教座堂(Sayidat al-Nejat),这里是叙利亚礼天主教巴格达宗主教区的所在地,也是巴格达市最大的教堂之一。它曾遭受两次恐怖袭击,其中一次于2010年10月31日由自称”伊斯兰国”的成员发起,造成48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神父,另外还有约70人受伤。这座现代风格的教堂由波兰建筑师卡夫卡设计,象征着一艘解救信徒的船,就像风暴中载着耶稣和祂的门徒的船。2010年袭击事件发生后,该教堂重新得到修缮,并为受害者建立了纪念碑。

近百人参加了主教座堂的聚会,其中包括主教、司铎、会士、修生和要理教员[8]。宗主教枢机萨科(Louis Raphaël Sako)在向教宗致意时表示,这次”无畏的访问“将激励我们在生活中继续保持信念和恒心,巩固我们基督徒之间的兄弟关系以及与穆斯林同胞之间的手足之情”。

在问候之后,教宗也发表了讲话,他回顾说,“自古以来,教会始终没有离开这片土地”,但现实中仍存在着各种困难,它们“造成了国内众多的无家可归者和大批移民,特别是基督徒向世界其他地区的移居”。对此,教宗指出,我们需要以“希望”的“疫苗”来战胜“消沉的病毒”。

随后,教宗建议大家想象“一张熟悉的挂毯:在伊拉克境内的不同教会中,每个教会都有千百年的历史、礼仪和精神遗产,它们就像一根根交织在一起的彩线,共同编织成一张美不胜收的挂毯,同时为我们的兄弟情谊和共同根源提供见证。因为天主就是设计这块挂毯的艺术家,祂耐心编织,精心修补,希望我们水乳相容,堪称祂的子女”。

纳杰夫:教宗拜访什叶派圣城

周六早上7点45分,教宗乘坐的伊拉克航空公司航班从巴格达起飞前往纳杰夫(Najaf),当地执政官在机场迎接。纳杰夫是位于巴格达以南约160公里处的中部城市,是该国什叶派宗教的主要中心,也是世界各地什叶派教徒的朝圣地,这里是阿里(Ali ibn Abi Talib)的陵墓所在地,他是伊斯兰教最尊贵的人物之一,也被称为伊玛目阿里,是穆罕默德的堂弟及女婿,什叶派的第一任伊玛目。

在抵达当地之后,教宗前往大阿亚图西斯塔尼(Ayatollah Sayyid Ali al-Husayni al-Sistani)的寓所进行拜会,会见地点位于伊玛目阿里清真寺,需要步行穿过寺内的小道。以西斯塔尼为代表的伊斯兰教派思想不建议宗教组织直接参与政治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它与阿亚图拉霍梅尼在伊朗的主张形成鲜明的对比[9]。2004年,西斯塔尼曾支持伊拉克的自由选举,为伊拉克建立首届民主政府做出了重要贡献;2014年,他呼吁伊拉克人民联合对抗所谓的“伊斯兰国”。

2003年美国主导的军事干预使复兴党政权倒台后,阿亚图拉西斯塔尼宣布了一项伊斯兰教令(法特瓦,fatwa),呼吁所有什叶派穆斯林保护包括基督徒在内的少数信仰团体成员,对他们不歧视、不虐待,不将其视为外国军队的“第五纵队”[10]。在教宗访问所到之地,处处可见的欢迎标语上印有方济各和西斯塔尼的头像以及伊玛目阿里的一句名言:“世人有二:他们或是你信仰内的兄弟,或是你的人类伙伴”。

从我们手中为数不多的会晤图片中,可以看到什叶派领袖极为简朴的家居:空荡的房间里摆着两张狭长的沙发。对话在一种肃穆的气氛中融洽地进行。在此之前,阿亚图拉从未与任何国家的元首会晤,也从来不起身站立,而在这次会谈中,他却多次站了起来。根据两位领导人的新闻发言人报道,在双方大约45分钟的会见中,对话的内容涉及:宗教界合作的重要性,促进不同宗教和思想的追随者之间的权利和相互尊重,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和谐共存、和平共处和人类团结的价值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国家和全人类的利益作出贡献。回到罗马后,在3月10日的公开接见活动中,教宗方济各将这次会面称为“令人难忘”的会晤。穆罕默德∙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担任总统期间的副主席阿布塔希(Mohammad Ali Abtahi)在推特上称这次会议是“神圣宗教的历史性转折点之一”[11]

地缘政治影响:模式的转变

教宗此行中对什叶派“圣城”纳杰夫的访问意义重大,方济各以此凸显了三大一神教的共同圣祖亚巴郎在和解中的现实意义,提供了一个有利于伊斯兰内部对话的重要视角。

在返回罗马的空中新闻发布会上,方济各谈到了伊斯兰教及其内部的紧张关系,他表示: “ 作为基督徒,想想我们的三十年战争,圣巴尔多禄茂瞻礼之日的大屠杀(1572),等等……让我们仔细想想看,我们之间心态上发生的变化”。基督宗教在17世纪中所经历的天主教徒和新教之间的冲突与伊斯兰教中的矛盾具有耐人寻味的相似之处。当年,在西班牙帮助下,新任哈布斯堡皇帝试图剥夺德国王公们所享有的“教随国定”的权利(cuius regio eius religio),遭到后者的反对,成为掀起战争的导火索。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平息了战火,确立了新的国际秩序以及各国间对国家主权及信仰的相互认可。欧洲长期的宗教战争就此结束,此后涉及其他地域性冲突的是政治因素。如今,教宗方济各与西斯塔尼的会见表达了对“多元化”伊斯兰教的和平公认;另一方面,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它也是对国家主体的多元性的肯定,强调了这个使公民权得到保障的前提。卡迪米总理欣然接受了会见所传达的信息,将3月6日定为伊拉克国家宽容共存日。

教宗对这次会晤寄予的希望并非达成协议,寻求反对某方的联盟。从纳杰夫到其后的目的地乌尔古城,方济各提倡的是和平,是高度的尊重与包容,而不是”冲突”或非善即恶的二元对立。

我们需要以一种完全不同的范式来对待这个经历了40年苦难和斗争的国家以及更广泛范围内的平衡。为此,方济各以否定的态度谈到一些根深蒂固的叙事和地缘政治战略,它们涉及活跃于此地区的世界大国,包括美国和俄罗斯,法国和英国(属基督宗教),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逊尼派),伊朗和亲伊朗的民兵组织(什叶派),以及当前的中国。

首先,一种危害极大的既定叙事将基督徒视为西方的第五纵队,并以同样的观点看待伊朗的什叶派和沙特阿拉伯的逊尼派。

第二种既定宗教性叙事是逊尼派和什叶派(尤其是其中的霍梅尼式神权主义者)之间的长期对峙,但在今天,很多人认识到什叶派所具有的多元性,以西斯塔尼为领导的团体正是其中最传统的一支。

第三种是以巴格达为焦点的叙事,它受世界末日意识形态的推动,具有复杂的地缘政治性[12]。事实上,无论是逊尼派还是什叶派,伊斯兰教中所含的政治色彩对宗教有害无益,它实际上是对宗教的利用。

伊拉克总统在欢迎辞中对教宗访问的意义加以肯定,并提议 “ 建立一个促进对话的常设研讨会,在梵蒂冈、纳杰夫、爱资哈尔、扎伊图纳和主要宗教中心的各方代表的监督下,从圣物和楔形文字遗产的研究出发,探索绚烂多彩的共同历史”。

在谈到纳杰夫、爱资哈尔和圣座时,总统表示,希望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能够打破叙事和地缘政治的旧观念,促进和谐共处。教宗在伊拉克土地上的访问将开启这个生死攸关的过程。当年,圣若望保禄二世的访问计划因遭到否决而未能成行,否则,教宗的到访也许会避免这个殉道场上的一些流血事件。最后,我们必须说明,方济各此行的地缘政治解读必须以教宗在伦理和灵修上的权威为参考,否则会很难走出这个错综复杂的迷宫。

乌尔,建设未来的地方:亚巴郎的记忆和福音的智慧

在与什叶派领袖的会晤结束后,教宗前往机场乘机飞往纳西利亚,并从那里前往加色丁的乌尔——古代苏美尔帝国的首都。公元前三千年末,这个帝国统治着整个美索不达米亚。

乌尔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有利于商业发展和政权统治。起初,亚巴郎的父亲特辣黑带着”自己的儿子亚巴郎和孙子,即哈郎的儿子罗特,并儿媳,即亚巴郎的妻子撒辣依,一同由加色丁的乌尔出发,往客纳罕地去;他们到了哈兰,就在那里住下了”(创11:31)。

2020年1月25日,方济各曾接见过伊拉克总统萨利赫(Barham Salih),在交换礼物的过程中,教宗曾表示,希望伊拉克总统能够授予他“一个身份证”,证明“教宗方济各是亚巴郎之子孙后代”。在某种意义上,教宗在这次访问中获得了这个身份证,他邀请所有伊拉克人同他一样,象征性地提出这个申请[13]

教宗参加了在乌尔城举行的跨宗教会议,聆听了《圣经》和《古兰经》的诵读,做出了自己的见证。到会的人士中还有伊拉克各宗教的代表[14]。阳光明媚的沙漠平原上,以齐古拉塔和考古发掘地作为背景为这场活动增添了无限的庄严肃穆。在发言者中,一位来自萨巴-曼丹教的女士在谈到伊拉克人民的团结时指出: “ 我们血脉交融,共同承受了禁运带来的苦楚,我们归属于同样的身份”。她继续表示:”教宗对伊拉克的访问表明,美索不达米亚仍然享有尊重和赞赏。这意味着美德的胜利,象征着对伊拉克人的赞扬”。

教宗方济各发表了讲话,并与大家一起诵读了《亚巴郎子孙的祈祷》。教宗在乌尔的讲话是此行的亮点之一,令人深省。方济各在重申圣祖亚巴郎的核心地位时说,“这块福地带领我们追根溯源,回到天主造化工程的源头,我们的宗教的诞生地”。教宗进一步表达了他的期望: “ 上主让亚巴郎仰观苍天,数点星辰(参创15:5)。在那些星辰中,亚巴郎看到了对自己的后裔的应许,看到了我们。今天,我们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偕同其他宗教的兄弟姐妹,一起向亚巴郎敬礼,像他一样,仰望天空,行走在人世间”。这种“仰观苍天”和“群星共照”,意味着感知“团结合一的信息”:“在我们之上的至高者邀请我们永远不要与我们身边的兄弟分离。上主的超越要求我们关注兄弟中的他者”。由此可见,恐怖主义和仇恨不应与宗教混为一谈,教宗指出:“恐怖主义是对宗教的滥用”。

教宗继续指出,即使在黑暗的恐怖时刻,我们也会看到“闪耀的星光”。他说:“摩苏尔年轻的穆斯林志愿者在我心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他们为修复教堂和修道院奋力相助,在仇恨的废墟上建立起兄弟般的友谊;同样,我也无法忘记正在携手修复清真寺和教堂的基督徒和穆斯林教徒”。可见,教宗从乌尔发出的是一个强烈的团结信息,一个“同舟共济”的呼吁,因为孤立的结果必然是修建重重壁垒。

仰观苍天之后,我们要“行走在人世间”。每一个人都必须“走出去”,像被上主呼召的亚巴郎一样,“离开自己的土地、房屋和亲眷。但是,他放弃自己的家庭,却成为各民族的父亲”。亚巴郎是我们的社会榜样,是从政者和重建国家者的典范。他邀请我们“摆脱依附关系”,这种关系容易使我们固步自封于“各自的群体”,有碍于在他人身上“看到我们的兄弟姐妹”。“那么,和平之路从哪里开始呢?”教宗以这样的回答点明了方向:“从放弃树敌开始。那些勇于仰望星辰的人,如果相信上主,就不会以别人为敌。我们需要面对的唯一敌人往往是潜伏在自己心中伺机而动的敌意。有些人求敌而不求友,许多人因谋求私利而不惜牺牲别人的利益,但那些仰望盟约的星辰,遵行上主的道路的人,他们不会与人为敌,而是待人如己”。“ˋ婴城自保ˊ很快就会转化为ˋ天下皆敌ˊ”。

教宗在结束讲话时提出:“今天,我们来自不同宗教的兄弟姐妹们在此相聚,这里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一个起点,我们要共同致力于实现上主的梦想,使人类大家庭能够热情款待所有的子女;使我们能够仰望同一片天空,在同一片土地上和平友好地并肩前行”。乌尔不仅是历史的象征,也是建设未来的地方。伊拉克人的心弦将被所有人对共同命运的认可触动。今天,我们希望对亚巴郎的追随“成为伊拉克、中东和整个世界的祝福和希望的标志”,为此,“我们必须为实现这个良好的愿望而共同努力”。

会议结束后,教宗动身前往纳西尔亚机场,返回巴格达的圣座驻伊拉克大使馆。

下午5时30分,教宗前往圣若瑟主教座堂,这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斜顶教堂以彩色玻璃窗装饰。在这里,教宗用加色丁礼主持了弥撒。他在三钟经中谈到的三个主题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那就是: “智慧、见证、应许”。

自古以来,这片土地就是孕育智慧的地方。这里,方济各以“智慧”概述了他在当天上午的讲话内容,就范式的转变问题以真福八段的章节作出福音的灵性解释。圣经的智慧是对人类智慧的“全面推翻”。事实上,《智慧篇》推翻了众人所公认的观点,做出了”对身居高位的,执行严厉的审判”(智6:6)的断言。福音宣称:“哀伤的穷人,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这是真福八段中耶稣的智慧,它通过见证得到具体的体现。上主的应许中包含着回报,就像对亚巴郎一样:“上主应许给他一个伟大的后裔,但他和撒辣直到年老仍未能生子。恰恰是在他们以信德耐心期待的晚年,上主完成奇事,赐给他们一个儿子”。

弥撒结束后,教宗回到大使馆用餐和休息。

埃尔比勒、摩苏尔、克拉克斯:绚丽多姿与狂热主义

3月7日星期日早上7点15分,教宗方济各起飞前往埃尔比勒。它是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首府和第一大城市,位于该国东北部,根据2005年颁布实施的新宪法,埃尔比勒被正式予以承认。教宗曾于2018年1月12日和2020年2月18日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政府总理巴尔扎尼(Masrour Barzani)会晤,并收到了访问该地区的邀请。目前,库尔德斯坦有100多万难民,该地区已成为几个少数民族的避难所。

埃尔比勒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是第一个城市聚居地,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3世纪。它见证了苏美尔人、亚述人、巴比伦人、萨珊人、美第人、罗马人、阿巴斯人和奥斯曼人的定居。除叙利亚难民外,该市的难民营还收纳了约54万名流离失所者,他们是为了逃离“伊斯兰国”,从本国其他地区赶往这里的伊拉克人。

在迎接仪式之后,教宗乘直升机飞往摩苏尔。摩苏尔建立于公元前7世纪,是亚述帝国的一部分。2500年以来,各民族、语言和宗教群体在古城墙环绕的旧城内和睦相处,使它成为伊拉克的多元性的代表,2014年6月至2017年7月,摩苏尔被自称 “ 伊斯兰国” 的部队占领了三年,对这座城市进行了系统性的破坏。据估计,包括许多基督徒在内的50万人已经逃离摩苏尔,它在2004年拥有的人口超过180万。暴力的破坏不仅席卷各个教堂,还摧毁了考古文物和大量的珍贵手稿和书籍。

随后,教宗前往当地的Hosh al-Bieaa广场,这里的四座教堂于2014年至2017年期间先后遭到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摧毁和西方联军的轰炸,它们分别属于叙利亚天主教、亚美尼亚天主教、叙利亚东正教和加色丁礼天主教。10时,教宗在广场上为战争的受害者祈祷,一名逊尼派穆斯林教徒和一名修女也作了见证。在祈祷前的问候辞中,方济各回顾了他所听到的一段见证:“这座城市的本色是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的和谐共处”,并指出:“兄弟之爱永远胜过兄弟阋墙”。方济各在讲话中以两个象征性建筑凸显了兄弟情谊:努里清真寺及其哈德巴尖塔和大钟圣母教堂,它们是证明人类接近天主的永恒愿望的两个象征。动身离开前,方济各还参观了广场周围的废墟,并在叙利亚天主教座堂废墟前驻足祈祷。

接下来,教宗乘直升机从摩苏尔飞往伊拉克的主要基督宗教城市克拉克斯,在其愈5万人的居民中,基督徒人数高达90%。自2014年夏遭受自称“伊斯兰国”的民兵组织的入侵之后,数以万计的基督徒被迫逃离家园,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被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避难所收容。在国际组织的努力下,被摧毁的圣堂也得到修复,其中包括圣母始胎无染原罪主教座堂。中午12点左右,教宗抵达这座伊拉克最大的教堂。如今,已被修复的教堂与它当时惨遭焚烧肆虐的画面形成鲜明的对比,令人感慨万千。在迎接教宗的节日气氛中,充满了复活的喜乐。

教宗在这里发表了讲话,并带领诵念三钟经。方济各再次强调多元性,他指出:“美不是单色的,它呈现于多样性和差异中”,而“暴行的破坏力”却要摧毁这种多彩多姿。狂热主义崇尚清一色。在这个需要重建的时代,我们应以前辈的信德为榜样,继承他们留下的“伟大的精神遗产”。方济各在这里重申了他坚定的信念,他认为,当长者和年轻人相遇时,“长者为年轻人的未来而梦想;年轻人则集之于大成,继续预见未来,实现这些梦想”。和谐的代际关系有助于我们发扬传统,砥砺前行。

活动结束后,教宗起身前往位于埃尔比勒的圣伯多禄神学院,它是迄今伊拉克境内的唯一一所神学院。简单午餐之后,教宗于下午赶赴哈里里体育场。下午4时30分,他在没有特别保护的情况下乘坐教宗座驾穿过体育场,然后举行了弥撒。教宗在讲道中说,耶稣的智慧“使我们从分裂、反对和排斥的方式中解脱出来,更好地理解信仰、家庭和社会,它有利于建立一个向所有人开放的教会和社会,使最有需求的兄弟姐妹得到关注。同时,这种智慧也使我们更加坚强,教导我们如何抵御报复的诱惑,谨防被无尽的复仇的漩涡所吞噬”。方济各最后总结道:“今天,我亲身感触到伊拉克教会的勃勃生机,基督在祂的这个圣洁虔诚的子民中生活和运作”。

最后,教宗在为他的牧访致谢词时,他表示:“在与你们一起度过的这几天里,我听到了你们的痛苦和悲楚的呼喊,但也听到了希望和安慰之声”。弥撒结束后,方济各前往埃尔比勒机场返回巴格达。

3月8日星期一上午,在私下举行弥撒后,教宗离开大使馆,前往巴格达机场,并在那里与为他送行的共和国总统伉俪进行了短暂的私下会晤。上午9时40分,教宗专机起程返回罗马,并于12时30分降落于钱皮诺机场。

* * *

教宗在3月10日的公开接见活动中表示,“我强烈地体会到这次朝圣之旅的忏悔补赎的意义”。他走近那个殉道的人民,“ 以天主教会的名义,将他们多年来背负的十字架”扛在自己身上。伊拉克牧灵之旅将他带回到诺亚方舟的起源地,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为冲破仇恨和分裂的冰海而建的方舟重现于它被创造的地方,扑灭每一个制造世界末日思想的温床,那些人眼里只有“殉道者”和“叛教者”,而不是同一片土地上的兄弟姐妹。教宗方济各从伊拉克唤起了一种新的人文主义,他在通谕《众位弟兄》(第8号)中曾这样描述:“我们既然属于同一人类大家庭,是同样拥有人类之躯的同行旅伴,也是同一大地的儿女,一起居住在这共同家园,那么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体现其信仰或信念的丰富内涵,发出自己的声音,彼此成为弟兄姊妹,一起追梦吧!”。那些为均势和经济利益而缔结的条约无法建立兄弟情谊,只有最真挚的人性,才是将我们从洪水中拯救出来的方舟。

  1. Cfr F. Filoni, «Dove è nata la fede di Abramo», in Oss. Rom., 10 dicembre 2020. 
  2. Cfr G. Sale, Isis, Islam e cristiani d’Oriente, Milano, Jaca Book, 2016, 69-128. 
  3. Cfr Id., «I Trattati che fecero il Medio Oriente», in Civ. Catt. 2020 II 141-151. 
  4. 其中一个民兵组织于2月15日对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在埃尔比勒的军事基地发起火箭弹袭击,这次袭击造成1人死亡,至少9人受伤。2月20日,位于首都以北80公里的逊尼派三角地带的巴拉德大型空军基地被4枚火箭弹击中。2月25日,美国轰炸了叙利亚与伊拉克的东部边境,目标是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的基础设施。在这次美军突袭中,17名亲伊朗的民兵丧生。五角大楼解释说,这次突袭是对去年2月15日伊拉克发生的火箭弹袭击的回应。 
  5. 加色丁礼宗主教萨科在2013年1月30日当选之后,立即向基督徒发出避免一切宗派主义弊端的提醒:”近来听到的某些言论令人感到遗憾。有人认为我过于亲近亚美尼亚人、亚述人、加色丁人,而不是基督徒……这样做会使基督宗教走向灭亡。作为主教,我们必须警惕所有身份认同上的谬误”。 
  6. 引用 F. Filoni, «Dove è nata la fede di Abramo».对于这个问题,现任总理卡迪米(Mustafa Abdellatif Mshatat al-Kadhimi)表示支持,他以实际行动阻止国民的逃亡,比如,宣布圣诞节为全国公共假日是他极具象征意义的举措之一。 
  7. 本刊对该文件发表了不同的有关报告,合订本见:《Fratellanza》, Rome,La Civiltà Cattolica,2020,”Accènti”丛书,该书的出版赞助单位是:Higher Commitee for Human Fraternity,参见https://www.laciviltacattolica.it/prodotto/fratellanza 
  8. 伊拉克天主教主教大会汇集了加色丁礼教会(包括巴格达宗主教区在内的5个总主教区和4个附属教区)、叙利亚礼天主教教会(两个总主教区,一个主教区和一个总主教代牧区)、亚美尼亚礼天主教教会(亚美尼亚人的巴格达总主教区)、梅尔基特礼教会(属于伊拉克总主教代牧区)和拉丁礼教会(拉丁礼信徒的巴格达总主教区)。主持会议的是加色丁礼巴比伦宗主教萨科阁下。巴格达拉丁礼大主教也是阿拉伯地区拉丁主教会议的成员。伊拉克全国共有19名主教、153名司铎(包括教区神父和会士)、20名终身执事、365名修女、32名修士和632名要理教员。Cfr F. Filoni, La Chiesa nella terra di Abramo. Dalla diocesi di Babilonia dei latini alla nunziatura apostolica in Iraq, Milano, Rizzoli, 2006; Id., La Chiesa in Iraq. Storia, sviluppo e missione, dagli inizi ai nostri giorni, Città del Vaticano, Libr. Ed. Vaticana, 2015. 
  9. Cfr R. Cristiano, Tra lo scià e Khomeini. ‘Ali Shari’ati: un’utopia soppressa, Roma, Jouvence, 2006. 关于教宗方济各的伊拉克之行,Riccardo Cristiano是对其意义和影响的最资深诠释者之一,他在教宗出访的前后及期间在网上发表了一系列专题评论。 
  10. 2005年若望保禄二世逝世之际,阿亚图拉西斯坦尼向梵蒂冈国务秘书索达诺(Angelo Sodano)枢机和当时的教廷驻伊拉克大使菲洛尼总主教(Fernando Filoni)致唁电,对教宗的逝世”向所有天主教徒”表示哀悼,并追悼”他传递了和平的信息,促进了宗教间的对话,是一位非常尊重所有宗教的教宗”。 
  11. . 在此行之前的一次采访中,纳杰夫胡埃研究所秘书长、西斯塔尼的教师的家人胡埃(Sayyed Jawad Mohammed Taqi al-Khoei)表示:”我们并不只把教宗当作天主教徒的领袖,而是把他看作和平与友好的象征。教宗方济各对伊拉克的访问不仅是为了基督徒,他面向的是身处各地所有为和平而努力的人”。 
  12. Cfr A. Spadaro, «Sfida all’apocalisse», in Civ. Catt. 2020 I 11-26; Id. «Oltre l’apocalisse. Ripartire da Baghdad», ivi 2021 I 56-58. 
  13. 我们记得,方济各在2017年接见伊拉克什叶派、逊尼派、基督徒、雅兹迪派和萨贝派/曼迪派的领袖时曾表示:”我们在地球上有一个共同的父亲:亚巴郎,我们同出于亚巴郎,从这个’起点’直到今天,始终未曾分离。我们是兄弟,作为兄弟,我们异中求同,就像同一只手的五个手指:虽然都是手指,却各有不同”:cfr https://press.vatican.va/content/salastampa/it/bollettino/pubblico/2017/03/29/0196/00454.html 
  14. 有些人对犹太人的缺席表示惊讶。实际上,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此次宗教间会议仅限于伊拉克公民。而令人遗憾的是,多年以来,犹太团体在伊拉克已所剩无几。尽管如此,我们需要在此指出,教宗方济各在乌尔的讲话中明确表示:”今天,我们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偕同其他宗教的兄弟姐妹,一起向亚巴郎敬礼,像他一样,仰望天空,行走在人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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